韩冬：辩证看待摩仿 理性对待设计

 

　　韩冬简介：

 

　　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，高级建筑师

 

　　上海同济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

 

　　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(集团)有限公司都城分院院长

 

　　微卷的中发，笔挺整齐的着装，总是笑意吟吟的脸庞，韩冬看起来年轻又和善，但是年纪轻轻的他已然是上海设计界的杰出青年才俊，同济大学毕业的他现任上海同济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。但不管头衔如何大，言语对话间，韩冬给笔者的感觉依旧是和善、谦虚，看问题理性又辩证。

 

　　日前，笔者有幸与韩冬对话，就目前设计界的一些热点话题，诸如“摩仿与抄袭”、“设计民族性”等进行了交流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如今，设计界“摩仿”的现象日益加重，您是如何看待“摩仿”这一现象的呢?

 

　　韩冬：我们这一代建筑师，可以说是在摹仿中长大的一代人，这是由于时代和教育体制的原因，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，但有比上一代更优越的投资、施工技术和社会的支持，这种“摹仿”很大程度反映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价值观的“模仿”心态。

 

　　摹仿不是一件坏事情，我们摹仿国外的大师和国内的前辈，我们摹仿他们的作品，也摹仿他们的构思方式和工作方法，但在摹仿中我们依然努力融入自己的理解，所以，可以很自豪地说：我们的“摹仿”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创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在您看来，“摩仿”和“抄袭”是完全不等同的两桩事?

 

　　韩冬：是的，摹仿不等同于抄袭。摹仿是学习和创作的手段之一，人或高级智慧生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摹仿能力强，摹仿之后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质和自己面临的状况，经过逻辑思维的思考后进行一定的改良，就会形成自身特有的东西，摹仿到一定程度就会不由自主加入自己的想法，最后形成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摹仿和抄袭是两个概念，最初的学习都是一个摹仿的过程。

 

　　记者：那您是怎么看待抄袭这一现象的呢?

 

　　韩冬：至于抄袭，对大部分设计师而言，应该不是他的本意，是很多情况造成的，比如在他的设计作品得不到认可和肯定，或是他的价值得不到承认的时候，他的价值取向就会从创意转向经济效益，这个时候抄袭就是可以带来效益最大化的最捷径的方式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是现实，我们要正视这些东西，在经济条件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，要求设计师所出的作品必须具备“精、气、神”而不计较经济价值，这种要求对设计师来说可能过高。对一部人可以，而对于大多数把设计作为一种职业的个人来说，我认为是过高的。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下，给设计设带来更宽松的环境、更信任的基础、更好的收益状态，我觉得这是避免抄袭的一个条件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在谈到设计时都将其与“民族”联系在一起，对此，您有什么看法?

 

　　韩冬：不必过分为民族担心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，除非你不自信到一离开长袍马褂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否则，无论你设计什么样的建筑，无论你采用的是传统形式还是现代形式，你设计出的也一定是中国建筑，我想说的是骨子里的一种东西，这种东西想学它难，真让你放弃它也不容易。

 

　　不过我们国内的现代建筑，能把中国传统建筑精髓融入其中的少之又少，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风格，毫无例外地是大坡顶、白墙青瓦，即使是这些年极为时髦的所谓“新中式”，还是脱不了从外形和色彩上入手的窠臼。梁思成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师，在古建筑保护、资料整理收集分析等方面功不可没，但窃认为在如何“食古而化之”方面均无大的建树。

 

　　这也是设计师面临着一种考验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形的体现，设计师不应该只看重形式，更多的是要注重精神文化的体现。要体现一种文化，必须要先理解这种文化，要明白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，如果根本不了解它本质的含义是什么，就只能拿符号来堆砌。

 

　　记者：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设计，您有什么感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么?

 

　　郭冬：人们对设计创作价值的认可，设计师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在逐步提高，包括设计师的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改善。当你在得不到社会认可的时候，你的价值观可能就会转向经济方面。英国有位作家阿兰·德波顿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身份的焦虑》，书中提到：人的很大一部分行为都是为了得到爱，这种爱，包括家庭中父母、夫妻、子女之间的关爱，包括朋友间的爱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社会的认可，这种社会的认可几乎无一例外是通过工作来体现的，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被人的赞同，从中得到快乐。

 

　　这些年中国社会对设计师的关注越来越多，设计师的生活也有所转变，当从生存转向生活，并且满足了生活条件，设计师就开始追求更高的品味、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，这是这些年我亲身感受到的，都是在不断地改善的。这方面我们可以拿日本来做参照，日本经历民主维新之后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，包括战后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也很强，但是这些年日本出现的很多品牌，虽然做法和形态是西方形式的，但是它的精神还是日本人的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日本的，这就是他们说的“和魂洋材”。其实也就体现了当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基础，自然的就会走向思精神层面的要求，国力的强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，当对这个国家有自豪感，那么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也有自豪感，比如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逐步办到国外去，也是在宣扬我们国家的文化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所以说设计和文化是分不开的，设计的精髓最终还是沉淀在文化中的，是么?

 

　　韩冬：是的。一个设计最具原创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化寓意，它切及了中国人当下所处的生存环境和状态，并显示了面对这种状态和环境的一种独到的观点。

 

　　今天，国内流行的各种半生不熟的“建筑语言”试图将苍白的构思、低俗的品位和拙劣的技术演绎成为热热闹闹、让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大杂烩，使我们有更为时髦的理由沉溺于片刻的泡沫繁荣和肤浅的赞誉，急于用一堆堆“垃圾”为自己建造“不朽丰碑”，而摆脱令人困扰的深层关怀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追问和探求。

 

　　当设计师自身的素质提高的同时，我们更要关心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内涵，我们的意识形态，包括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、包括中国人的宽容、努力、勤奋等，当我们对这些文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，有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在内涵时，才会持续创作出好的作品，从这一点来说，中国的设计师成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，很大的一个空间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我们知道您在建筑和室内设计行业都有所涉及，谈谈您关于室内设计方面的一些见解吧

 

　　韩冬：我觉得对于我国的室内设计装饰行业，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很多。首先，室内装饰有短期和表面的特点，比如说梵宫是一个特殊性的建筑，不太可能隔几年翻修一次，但相当一部分的建筑室内隔几年翻修一次，所以室内留下好的作品永恒的不多。在这种功能不做太大调整的建筑里面，我们从业的设计师希望能更专注地做一些好东西。

 

　　第二是装饰装修行业的社会认知度。一说到设计室内，大家首先联想到得是装修公司，一讲到装修公司，就联想起路边摊的小木板，这个不好。我们的设计师所受的教育以及我们的教育绝对不低的。所以，一定要提高室内设计行业的社会认知度，这也是我们从业人员、媒体、政府、协会等大家都要一起来做的事。

 

　　第三是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教育背景。与规划与建筑行业相比，室内行业有非常多的不利因素。我自己是从建筑和规划这方面都涉足的，从几十万一栋楼到一两千平方一栋楼都做过，在中国集群化领导的社会里面，越高的领导会给你更高的自由度。我们现行教育的室内设计这一边，有些过渡偏重美术，实际上室内装饰设计师应该叫室内建筑设计师，如果你连建筑的东西不是很了解，只知道贴贴花边的方式的话，我认为不可能出现设计出真正有震撼力的作品的。我们在室内设计的教育当中，是不是应该多加入一些建筑方面的教育，然后再往装饰方面着重呢?

 

　　还有一个过度设计的问题。无中生有，矫揉造作，这是很多室内出现常见的现象。本来这个建筑应该是干干净净地把它做完，特别是像一些博物馆和办公建筑，简约一些，把材料铺进去，就差不多了。但很多室内设计师，偏偏一定要做很多符号在里面，好像不把它折腾一下，就不能体现室内设计的价值。这个现象不是太好。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建筑感，你才会发现室内设计比较永恒。它和建筑浑然一体后，甲方就拆不掉你的设计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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